約伯傳概論十三）舊約與約伯的關系（十四）約伯傳與古東方文學的關系

（十三）舊約與約伯傳的關系

為研討約伯傳內容資料的來源，學者們慣于探求圣經之外的古老著作，尤其對古東方的智慧著作，多所涉獵，企圖找出它的淵源。其實就在舊約中亦可找到不少的資料線索，足夠作者從事著作的。首先我們清楚地看到，作者將約伯的生活背景描寫成圣祖的時代。的確，圣祖們的生活是簡單純樸，正直坦然的生活，他們在天主冥冥之中的指引之下，輾轉生活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巴力斯坦地區。他們對天主的存在固然清楚的知道，且堅信不移，但是所過的仍是法律之外的倫理生活。作者完全沒有提到梅瑟法律的存在，以色列民族的一些特殊習俗更完全被作者排除摒除。因為約伯傳所表示的天下大同的思想，與圣祖們過的半游牧生活的社會背景完全相合，而與后期以民“惟我獨尊”的狹隘民族觀念，則格格不入，尤其是與君主政權時代的思潮，更是風馬牛不相及。智慧書中的思想開辟了更廣闊的境界。這種情形在約伯傳及訓道篇內特別明顯。

雖然作者故意利用文學上的技巧，將本書的主角及他生活的社會背景，和與他往來的人物說成是非屬以色列民族的其他人民，甚至可能明言是厄東或阿拉伯民族的生活背景，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它是百分之百的以色列民族背景，因此約伯傳是一本以色列人的產品。而本書的主題——義人受苦，惡人享�！�—也在不少其他經書可以見到，尤其更見于先知們所描寫的社會背景中。其次也有不少的圣經書籍討論過善惡的報應問題。不過在這之前，他們傳統的觀念，向來將罪惡善功與懲罰和賞報，說成是具有因果關系的東西。在充軍之前以民所特別注意的強調的，是團體、民族和國家，是有福同享，有苦同受的守望相助的精神。但是到了充軍之后，這種思想大有改觀，更為注意及強調的，是個人的責任問題，是自作自受，各負已責的時代，與團體和民族再也不發生任何直接的關系。不但如此，約伯傳的作者簡直是在有意直接反抗以民傳統的信念的條件下，寫作了這本優美動人的好書，旨在證明，一位無辜善良的好人依然可以受苦。

依撒意亞先知書的第二部份，給我們宣告了“上主的仆人”的苦難，也為了團體的過犯，而甘心受苦受難，以獲得團體罪過的赦免。他本人卻向來沒有任何過犯，上主的義怒卻完全在他的身上發泄了出來（依四二1-4、四九1-6、五〇4、5、五二13-五三12）。我們不妨將約二二12-14與依四〇26、27；約一四2與依四〇6-8；約三〇21與依六三10互作比較，更能看出二者之間的關系來。不過所不同者，是約伯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么原故而受苦，即使是有原因，也是個高深莫測，使人茫然的理由，并且他的苦難亦沒有“上主的仆人”苦難的那種明顯贖罪的價值。原因是約伯傳作者的目的主要是在指明，一位無辜的人仍然可以受苦，間接在說明，以民過去的傳統觀念是錯誤的。耶肋米亞先知更近一步說，惡人不但不受罰，而且是沾沾自喜，意氣風發，在飽享著現世的一切榮華富貴（一二1-3）。這在由另一方面說明，以民所確信不移的，惡人要在現世受懲罰的觀念，也是錯誤的，因為它與事實完全不合。這與約伯傳的說法，甚至在用詞上也非常相似（約二一7、8）。另一個與約伯的說法互相吻合的地方，是當耶肋米亞先知在極度的困苦中，開始咒罵自己在母胎受孕的日子，同約伯傳的說法如出一轍，先后輝映（耶二〇14-18、約三3-10）。甚至有些學者基于二者之間的密切關系，竟認為是約伯傳的作者采取了耶肋米亞先知的話，加以擴充的結果（約六15及耶一五18；約一九19及耶四九19；約一九24及耶一七1）。與耶肋米亞同時代的哈巴谷先知，也曾激烈地抗議了惡人享福的不公事實（哈一13）。非常明顯地，我們的作者對上述這些著作，是非常熟悉的，因此也就毫無疑問地，他從這些已有的圣經著作中吸取了他所需要的靈感和資料。

圣詠集中也有不少的地方，不但對善人受苦，惡人享福的現象感到百思不解，且清楚的表現出對這奇特事實的抗議和反感（詠七三篇）；并且強調即使是惡人享福，也只是暫時的，猶如云煙，轉眼即失，這也是約伯的朋友們的主張（約二一27、28）。最后在約伯傳與箴言之間也有許多觀念是非常相似的（約一八5、6及箴一三9、二四20；約五17及箴三11、12；約一五7及箴八25）。

由上所述，我們可以確定，約伯傳的作者雖然將自己的著作以嶄新的面貌顯示出來，看來好似是完全別出心裁的新穎著作，其實他在圣經中已可以發現許多類似的觀念和由來已久的傳統資料。作者的功績是將這些資料和觀念以前所未有的方式，以優美絕倫的詩歌在他不朽的著作中表達了出來。

（十四）約伯傳與古東方文學的關系

近百年來考古學者在中東地區，發掘出土了不少的文件，其中自然有些是堪與我們的約伯傳互作比較的。事實上，已有不少學者過了如此的嘗試，目的是在找出它們的異同點，并企圖找出它們之間是否具有因果的關系。

在美索不達米亞出土的文件中，有古代叔默而爾及阿加得文的遺作，這些著作中可能與約伯傳發生關系的文件有：“苦難人與朋友的交談”，另一本是以“我要贊頌智慧的上主”為標題的書。上述兩種文件固然與我們的約伯傳有些許的相似之處，但是學者們卻找不出它們之間任何的因果關系。在埃及出土的文物中有：“厭世者與自己靈魂的辯論”，“某農民的怨言”，“乃非爾勒胡的神論”，“依普威爾的勸諭”。這些作品于約伯傳的相似之處，是它們的外表形式都是以交談的方式成書。但是除了這個外在無關緊要的相似之外，便別無任何關連，更不可能有任何因果關系可言，事實上約伯傳精美的結構，講話的威力及對問題（痛苦）的看法和解答，都遠遠勝過其他任何古東方的著作。同樣在辣市沙木辣出土的一些客納罕文件，亦不能望約伯傳的項背，根本就不能相比。因此我們不得不同許多學者說，約伯傳不論在圣經內或在圣經外的文學著作中，都是獨一無二，美妙崇高的，它根本就是個完全獨出心裁的著作，是不可能導源于其他任何著作的。